【閒言閒語】中大哲學系與我

一九九零年（！）暑假，剛考完會考的我在好奇心驅使下報讀了不知是中大還是港大校外課程開辦的《哲學導論》課程。我記得第一堂大概有十來二十名學員，第二堂是十個，第三堂連我在內剩餘四大個。當導師走進空蕩蕩的教室時，邊點頭邊笑對我們說：「唔，哲學課嘛，通常在第二次上課時會不見了一半同學，第三次會再走掉剩下的一半，跟著便應該會穩定下來。今天是第三堂，剛好！」之後一直到最後一堂，果然每次的上課人數正是四正負一！雖然上課的同學不多，但我卻通過它窺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作為第一屆通過JUPAS申請大學的所謂「聯招生」，剛升上中六的我需要在當時的七間大專院校中選擇二十個學系來報讀。正式申請前我去了中大為中六生安排的課程介紹活動，千辛萬苦終於在崇基某處找到了分配給哲學系、那個又是空蕩蕩的課室。我誠惶誠恐的、第一次正式問了當時為哲學系一夫當關的馮耀明教授、那個暑假以來一直纏繞心中、並且在未來日子不斷被親朋戚友、乃至學生逼問的一個「終極問題」：「馮教授，請問讀哲學，究竟即是讀甚麼的呢？」馮教授當時很和藹友善的笑了笑，邊拿著手帕擦他那已因感冒擦得通紅的鼻子邊對我說：「呵呵，其實哲學分很多不同的部門，譬如．．．」他邊說邊把一本封面印有孔子跟不知是蘇格拉底還是柏拉圖的頭像的《中大哲學系簡介》遞給我，翻到科目介紹那欄，指著每一科的名稱跟我唸：「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邏輯．．．等等，你可以拿回去慢慢看。」「果然很高深！」我心想，心意更加堅定。結果，我一共只報了五個學系－中大哲學與心理學系，港大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以及為求保險多報了浸會的社會學系。得悉我要唸哲學，媽媽問了我另一個大概也是終生相隨的「終極問題」：「唔．．．那你畢業之後，可以幹甚麼？」「甚麼都可以．．．或者教書囉．．．」「哦．．．你自己決定吧！」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夏天，我正式成為中大哲學人。

哲學系的老師都很有趣。當時所有一年級生都要修讀已故陳特教授的「哲學概論」（一）與（二）。我個人很喜歡上陳生（我們都習慣、而我亦很喜歡這樣稱呼哲學系的教授老師）的課。他總是慢慢的走進演講室，站定想一想，在白版上寫下當天的課題便開始講課。他不需要甚麼筆記，但講解卻是深入淺出、條理分明。我兩次哲概的成績都不算十分好，第一篇論文更是連題目也寫錯字！但我永遠記得一年級暑假跟幾個同學一起到陳生應林堂宿舍討論弗洛姆的《愛的藝術》、沙特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和田立克的《存在的勇氣》，以及二年級某一次「倫理學」導修之後，陳生在人文館的走廊對我說了一句：「你導修的表現不錯。」後來陳生也成為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我寫的題目是沙特的本體論）。

進哲學系之前，我已看了兩遍《李天命的思考藝術》。雖然在一年級時跟大隊到過李生家拜年，但其實我只修過李生的「邏輯」與「分析哲學」。李生教學有如表演，演說時風趣幽默，很懂得捕捉聽眾的反應，每一個環節都控制得很準確。可能跟他對哲學的看法有關，他在課堂上真正教授的內容其實不多，但只要是他教過的我都明白，並且大多記得。譬如他解釋甚麼是「充分條件」跟「必要條件」時所用的例子－「一位哲學系女同學，在大一時找男朋友，『是男性』是成為她男朋友的必要條件；到大四時，『是男性』已變成了充分條件」，我大概永遠都不會忘記。後來教過思考方法之後，更加佩服他對的思考方法的釐清與整理。

二年級時，我要在上下學期各修讀一個「學生為本教學」課，導師分別是唐端正教授跟劉昌元教授。雖然當時我對中國哲學的興趣不大，但唐生在一談到儒家時那手舞足蹈、笑眼沉醉，以及說到共產黨對中國文化催殘時的圓目怒睜，令我第一次感受到當抽象理論學問融入生命時的感染力。相反，劉生卻顯得相對沉著冷靜。當時我與另外兩位同學以卡夫卡的《變形記》作報告，一位同學批評說：「只不過是一個故事罷了，那有甚麼哲學不哲學？」我心想有好戲看之際，研究文學哲學與美學的劉生已頭也不抬徐徐的道：「當然，能不能掌握文學作品背後的哲學意義，要視乎看的人的修養與能力．．．」

二年級下學期時，我修了關子尹教授的「西方哲學史二」，範圍主要由笛卡兒至馬克斯。關生學養深厚，講課時絕對百分之二百全情投入，尤其是談到康德時，更必定眉飛色舞。我對「西哲二」的印象是，整個課一共由三個部分構成：一）康德哲學的背景（由中世紀末、笛卡兒至休謨）；二）康德哲學；以及三）康德哲學的影響（黑格爾與馬克斯）。實際上，關生無論討論哪一位哲學家時，都總是把他們跟康德連在一起說。當時我只是覺得很有趣：居然有人喜愛一個哲學家到這樣一個程度！後來到自己進研究院唸碩士，認真地埋首研究一個哲學家時，才深切體會到：當你經過不斷反覆閱讀與反省，真正開始理解並認同一位哲學家的思想時，你才會、並且很自然會通過他的思想去看事情。這不是對哲學偶像或教條的盲目追隨，而是經年累月批判思考、把所學融入生命的結果。

直到碩士畢業之前，我其實只修過王啟義教授半個課，就是他跟李翰林教授一同主持的「應用倫理學」專題研討，對王生擅長的語言哲學更只是略懂皮毛。然而，可能因為大家年紀－相對其他老師－比較接近（！），並且都喜歡結他喜歡音樂，私下反而較多來往。王生說話不快，無論甚麼時候都在全神貫注地思考問題似的。有時在走廊跟他打招呼，他壓根兒好像看不見你，然後才忽然間發現你似的展露笑容。他聽同學報告時總愛拿一支筆來把玩，雙眼大部分時間都是盯著筆，然而卻總能針對同學報告的弱點作出提問。有一次同學報告時，坐在我旁邊的王生問我借了一支筆如常把玩。忽然，「啪」的一聲在身旁響起。我循聲望去，正好看到左右手各拿著半截斷筆的王生驀然抬首望向我。我忍著笑搖頭揮手示意他沒所謂，而同學的報告繼續進行．．．之後離開中大，有幾次需要幫忙，王生也鼎力相助，銘記之情從略。

在中大的日子，我從很多不同老師身上學習體會到許多不同的東西，然而學術上對我影響至大的，毫無疑問是石元康教授與李翰林教授。石生思路清晰，對學問認真嚴謹。隨便一站，便自有一鼓不怒而威、攝人的江湖氣勢。但他對同學卻不拘小節、異常寬容－雖然也有試過那麼一次，在下課後跟一眾同學一起吃飯時，石生眉頭稍皺地對我與師兄盧傑雄說：「你們兩個不要經常取笑某某同學，這樣不太好。」「呵呵呵，有時真的很難忍。」不知是我還是盧師兄（還是一起？）邊笑邊說，石生聽了也只有無奈的笑起來。我常常覺得跟石生的關係特別奇妙。我既沒有跟石生寫論文，亦只修過石生兩個專題研討－四年級時修的「哲學之後」，以及碩士一年級時的「相對主義」；而唯一一次聽石生講課，正正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課「倫理學」！一般人跟他學的是倫理學、政治哲學、羅爾斯，我卻是通過他的課首次接觸當代英美分析與歐陸後現代哲學，不單令我眼界大開，更使我明白到一個開放的心靈與廣闊的胸襟對唸哲學的重要。石生亦是我的碩士論文評審之一，口試當日不單沒有為難我，還替我回應指導老師李生的批評。現在，我們一眾師兄弟妹依然每年也會跟石生賀壽以及在年初三到他家裡拜年。

李翰林教授可算是我墮陷哲學塵網的「罪魁禍首」。我跟李生同一年進中大，而正是他那科原本一年級生不能修讀的「法律、道德與社會」，令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可能適合唸哲學。這是我在中大直至今時今日修過功課量最大的課：導修、法庭報告、期中試（其實即是「一星期交論文」）、學期論文（要交初稿跟定稿）。上李生的導修半點不能馬虎－看一大堆得令人似懂非懂的文章，還要不斷被他在堂上追問「你是甚麼意思？有甚麼理由？」。他又喜歡要同學把論文不斷修改又修改，寫下的提問與評語有時比論文本身還要長，而其中最愛寫的兩句是「This needs argument」跟「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and I don’t think it’s my fault」。李生特別重視各種各樣的當前哲學論爭，總是透過相關論爭來闡釋哲學問題，並且要求同學對不同觀點的優劣形成自己的觀點。過程痛苦，卻令我逐漸明白、掌握何謂哲學思考，並且愛上這種翻來覆去的反省活動。即使在課堂之外，李生也是三句不離本行，連吃飯時也不知為何硬是扯到哲學。我的應用倫理學、政治哲學以至一般的英美哲學都是從李生那兒學來的，其中特別是馬克斯跟Thomas Nagel的理論，更是深切影響著我對的哲學的理解。李生是個不拘小節的人，對於我的懶散，他從未訓斥，只是以包容與信任來對我作出支持與鼓勵，因此每次見到他總會令我感到慚愧。

教與學從來都是一種緣份。作為老師，除了要對自己研究範圍熟悉，更重要的是能夠引發學生的興趣，協助她們發揮應有的能力。從效果而言，由於牽涉老師與學生是否投緣契合，難以為人完全掌握，亦沒有唯一可行之法。然而只要誠於學術，忠於自己，志趣相應的學生自會受其感動；本一顆寬容同情之心以自己稱手的方式去授業解惑，學生自會投其所好。而殊途總同歸。

中大哲學系正是如此多姿多采，而我慶幸自己是中大哲學人。